梅思平,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的律师家庭,家境殷实。父亲颇有学问,因此受到良好教育,五岁入私塾,后考入浙江省第十中学。面对北洋军阀时期的荒唐社会现实,加之受到思想进步认识的影响,梅思平立下了改革弊政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有志者,事竟成,梅思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并就读政治系。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思想活跃,深受蔡元培先生的器重。
梅思平
巴黎和会的屈辱,北洋军阀的卖国,致使梅思平与他的同学们一道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义愤之下梅思平与同学们痛打了章宗祥,并放火烧了赵家楼,他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当然,火烧赵家楼也使梅思平等得到了“爱国青年”的美誉。
毕业后,梅思平先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央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同时兼任江宁实验县县长。在政治思想界,梅思平也是很有想法的。1928年至1931年间,《新生命》杂志引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陶希圣发表了《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紧随其后,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提出了不同的论点并每每与陶希圣论争。在这场论战中,梅思平是主要力量之一,那时的他刚刚而立之年,可谓风华正茂。
五四运动
四十而不立,遂使梅思平认定过去的“幼稚”,尤其是从事五四运动的“幼稚”。经过“痛定思痛”,1938年与高宗武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商讨汪精卫投敌叛国的具体条件和办法。梅思平又随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方达成协议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为汪精卫投降铺平了道路。为此,事后被封赏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常委、组织部部长、汪伪政府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粮食委员会委员长、内政部部长、浙江省省长等职。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1946年9月14日,梅思平被枪决。枪决前梅思平留下遗书,遗书中嘱托家人:“努力读书,忠贞报国。”对此,后人大多认为这实乃是狗嘴里吐出了象牙——一个大汉奸怎么会嘱托后人忠贞报国呢?笔者以为不然,这是他以一生为代价换来的肺腑之言呐!一个人,不管是背叛祖国,或者是鱼肉人民,都不会有好下场。
有趣的是,汪伪政府解散后,一贯投机的梅思平急忙召集剩余的伪军部队和全市警察维持南京治安,并多次向蒋委员长表达自己的投诚之意,妄图以此邀功。重庆方派代表顺水推舟,假意接受其投诚,并聘请梅思平为国民党军驻南京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高级参议,以此麻痹梅思平。梅思平见此松了一口气,为自己投诚的决定沾沾自喜。同年9月,梅思平将汪伪政府的重要文档、物品等尽数移交给前来交接的重庆方代表。不料,档案交接完后的凌晨,梅思平便被军统特务以叛国罪逮捕。
梅思平被枪毙
梅思平的一生可谓是大起大落,颇具戏剧性。也许起初投身革命的梅思平的确有过满腔的爱国热情,也许他当初的义举本身就是一场“投机”,但不可否认,他参与学生运动的进步意义和在文学领域的成就。我们的同胞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认定坏人绝无好的方面,即使是他过去干过的好事也都是蓄意欺骗。汪精卫也好,梅思平也罢,只要一个人真正懂得那个时代,就不难弄清他们也是有救国之志的,只是这种救国之志与个人名利及其低级趣味并存而已。梅思平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早年亲近邓中夏、张国焘等共产党人,并与他们一道从事五四运动,而绞尽脑汁铲除共产党时,即使是与日本鬼子签订的协定中也以防共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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